学人简介：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发于学人scholar公众号。

1.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是具有进化意义的全球奇迹（甚至可以相比于60万年前现代智人的出现，至少可与6-7万年前现代智人中出现的“认知革命”相提并论），这种增长包括斯密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此二者尤其是后者主要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量 “有用知识”利用的结果，而有用知识的发明利用则有其独特文化原因。究其根源，是早期现代欧洲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增长的文化”，这种“增长的文化”表现为前后叠加出现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等几大文化事件，正是经历过文化的深刻变迁，为此后科学技术进步和爆炸性的发明创造奠定了基础。是文化使工业革命中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相比而言，要素投入，人力资本，制度改善都属于一种“近因解释”）。文化直接影响技术发展，也通过改变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而间接影响技术发展；文化创造并培养出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展的制度。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的集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传播，它们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文化演化基于三大机制（V-S-R），特别是与文化选择-文化复制机制同时运作，极大提高了文化演化的速率；基于9类偏见的文化选择在早期现代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表现出巨大差异，使得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奇迹在欧洲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爆发。据此我们认为“李约瑟之谜”（Joeseph.Needham,1969）提出的问题应该颠倒过来才构成一个真问题。这并不是一种欧洲例外论的意识形态辩护，而是基于现代文化演化理论研究的结论。

本书的基本命题是：文化使工业革命中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也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创造并培养出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展的制度。文化——是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的集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传播，它们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a set of beliefs, values, and preferences, capable of affecting behavior, that are socially (not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and that are shared by some subset of society.）。

斯密式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前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它是贸易扩张、有效市场和资源位置效率的改善驱动的增长。（并无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时出现的增长）。时间上大致在1750年以前出现的增长（莫基尔，2020a）。斯密式增长是基于商业扩张、市场发展、资源配置的完善（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用途转向高的用途）（用斯密的话来说，国民财富源于分工，分工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在1450-1750间，欧洲贸易大幅度增长，贸易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用知识的增加如船舶设计、航海技术、地理知识、新的贸易线路和贸易伙伴；更重要的是，支持贸易和分工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强化法治、打击海盗、强化合同与产权执行、减少风险，提供贷款、保险和信息、提供担保，确保贸易伙伴兑现承诺。代表性经济体：17世纪荷兰、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英格兰。而熊彼特式增长（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与自然的博弈-技术）：技术进步导致的增长。有用知识驱动的增长（新知识、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的增长）。时间线，1750年开始出现大爆发。代表性经济体是英格兰。

有用知识的演化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有用知识”包括两种知识：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s），和指令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命题知识是know what的知识——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规律的知识，是基础研究的、一般不能取得专利保护的知识，难以赋予知识产权保护。命题知识更大程度上是可以明确编码、用符号来表达和传递。驱动力：好奇心、经济利益。指令知识是know how的知识——技术，是技术性、诀窍、发明的知识，像“处方”那样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至少部分能够利用专利制度提供产权保护，由此获得回报。指令知识包含麦克尔.波兰尼“缄默知识”或意会知识成分，诀窍和技巧无法完全用符号编码和传递，因此需要学徒制、干中学、师徒制来传递。命题知识的驱动力：好奇心和世俗利益。

知识的增长需要被置于演化视角下才能被较好理解。早期现代欧洲和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究竟如何从文化选择菜单中选择一个与以前时代差别很大的选项，以至于导致此后的工业革命？我们借助于Richerson,Boyd（2005）基于偏见的文化选择理论解释。这样我们揭示命题性知识与指令知识爆炸性增加、利用和扩散背后的文化原因。

文化通过塑造制度影响技术创造。例如第一，平等vs.等级社会。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精英与实务部门接触的可能性较大，技术创新更可能出现。第二，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技术创新更容易在前者社会中出现，因为不惩罚异端邪说刺激了创新。第三，专门化（局部化）道德vs.一般化道德。前者比较缺乏公共生活；后者则除了亲属圈子以外还有公共生活，因此也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创新能为更大范围的人带来好处。创新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个一般化道德的社会中。第四，回顾性文化vs.前瞻性文化。对前人的知识过于尊重和执着，整个社会的心智能力耽于引经据典，如果不是如此，则被视为背叛过去和经典，又或者将创新视为雕虫小技。后者，新思想和新发明则受到尊重。更一般地，后者被称为“批判性文化信念”，它包含三部分：物质技术进步是可能的；技术进步是可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策。

工业革命不是必然的，它不一定非得发生，它也不一定非得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与50万年解剖学意义上智人可以相提并论。正如智人的出现不是必然一样，演化的故事是有关幸存下来的物种的故事。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与文明兴起（1.17万年前）之前采集狩猎时期文化演化的不同在于：文明兴起以前的文化演化和技术进步是缓慢的，因为后者“开始涉及说服人们接受技术背后的自然原则（以牛顿、培根、洛克等为代表），这个关于创新的博弈就被永远改变了，技术飞跃越来越频繁”（乔尔.莫基尔，2020a:31）。

知识的进化服从文化演化机制。所谓文化演化就是对文化基因频率随时间变化的方式和远因的研究，注意这里没有暗示必须进展，进展可能是文化基因频率变动的结果，但进步、退步、停滞三种状态都是可能的，这个需要从经验上观察。文化演化的三大机制——变异-复制-选择中，复制机制同时伴随着选择机制，这一点迥异于基因遗传的复制机制。所谓文化复制就是“社会化”过程。文化继承显然不是100%复制上一代文化传统和知识存储（但也必须保证一定程度的“保真度”和“缓慢性”），而是有选择性地复制（教化、被说服、模仿、学习）文化复制途径包括垂直、斜向和水平。复制的来源主要是父母、教师、同伴和社会成功人士。个体出生以后暴露在哪一种文化传统下对个人的文化获得具有决定性影响。文化传统在完全僵硬不变和极度易变性之间。文化演化视野中，工业革命是一个突然的文化变革对经济造成深刻的影响的一个例子。传统社会中，孩子更像父母；而在现代社会/经济中，非父母文化高速增长。孩子的社会化某种程度“外包”给其他人和机构，期间伴随着教育的专业化，而父母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总体上是不高的。新的文化变异——宗教的、科学的、技术的，由于印刷术、现代交通、现代学校、通讯和互联网等新技术和信息革命促成（这些都极大降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交流成本），而且使文化传播比任何时候都容易和快捷（我们看一看身边，我们的孩子在何种程度上是父母的文化非复制品？）。现代社会中（1）城市化导致结构化人口规模增加；（2）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互联性）大大增加。

知识的产生和累积进化依赖于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是有关知识的说服力的市场化：欧洲的思想市场强调可检验性，以及评估证据的标准。在哲学领域：培根（1561-1626）和笛卡尔是著名代表人物。17世纪的文化企业家。培根——工业科学的哲学家。培根从文化上认同有用知识的增长，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以实现物质进步是完全可能的，这两种知识相辅相成，彼此强化（自催化）反馈，最终改变了世界经济史。培根的思想直接促进了法国百科全书的编纂。培根对法国激进启蒙思想贡献巨大。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牛顿（1643-1727）是一个杰出代表。自然和自然法则隐没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万物遂成光明。1687年出版划时代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数学在有用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神圣地位。牛顿用数学模型和演绎推理建立命题性物理学知识；培根则用实验数据和观察建立命题性知识，此二者具有互补性（牛顿结合了二者），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兴起。天体物理领域，数学“解码”了大自然的秘密。牛顿还确立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证伪理论/标准（科学真理=假说）：科学知识不是永恒为真，当新知识和更好的证据可用时，先前的科学知识就修改甚至推翻。尽管牛顿的物理学和数学在当时没有直接经济用途（牛顿对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毫不关心，力学和微积分的实际运用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但因其卓越的学术声誉，科学家的标志性人物，牛顿被授予爵士、皇家学会会长，当选为议员、任命为皇家铸币厂厂长，非常富有；去世后受到国王级的葬礼。

宗教改革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清教和德国路德宗的改革意义重大。清教教义：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每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上帝的意愿，这是他的天职（calling）(马克斯.韦伯1987:59)。路德主张的在每个人分工岗位上努力工作就是为他人工作，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思想异曲同工。第一，人的理想生活是为了自己和公共利益服务，有效利用自己的能力，最大化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资源（财富）来使上帝荣耀。第二，科学调查的深刻伦理意义，高深莫测的神性永远不能被人类自己所培养出来的智慧完全理解，而对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进行系统和周密的研究是最接近神性的行为。理解上帝话语的关键，是理解上帝创造出来的作品。第三，将宗教要求与美德、“善举”联系起来，这就与功利主义目标有用知识越来越相关。宗教领域的巴克斯特（Richerd Bxter,1615-1691）是一位清教徒神学家，他将美德与善举联系起来（工作就是祈祷，赚钱就是荣耀上帝；通过“好作品”以荣耀上帝的观念集中到那些“世俗意义上有用且有利可图的劳动之上”）。他是一个依赖内容偏见的文化企业家，他是清教徒畅销书作家（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一生出版130本书。（马克斯.韦伯认为他是研究清教伦理中极为突出的一位）。通过努力工作和智慧夺得到财富和地位是高尚和道德的；宗教领袖越来越强调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市场经济活动是实现上帝的意志。

政治分裂的欧洲与知识和文化统一大市场的奇妙结合。欧洲的政治体分裂状态导致事实上的国家间竞争。分裂的欧洲国家，相对而言荷兰、瑞士、意大利、苏格兰比较宽容异端的见解。政治分裂状态为知识分子避免迫害和打压提供了避难所。有用知识的精英群体——文人共和国的兴起。精英有用知识的进步是由人口中不到5%的少数人完成的。对现代经济增长而言，最重要的是企业家、银行家、发明家、工程师，他们擅长于哲学、科学、数学或机械制造，他们或者是各行各业中的能工巧匠。有利于商业和市场的思想环境；各行各业的竞争。知识分子跨国流动率高；书籍跨国流通。18世纪后半期以后，对言论、书籍和异端知识分子的打压已经流于形式。洛克产权观和斯密的市场经济观支持现代经济增长；有利于增长的企业家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创造——韦伯式价值观，对商人和工匠的尊重而不是鄙视。宗教派别竞争。老大学与新大学竞争，大学间竞争。行会竞争，行会也与国王结盟，而国王喜欢新发明、新玩意儿。自治城市竞争，威尼斯比较宽容，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工业革命的文化演化解释框架下，彭慕兰的“大分离”概念和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之谜可能颠倒了问题，真正的问题需要重新表述：与众不同的是欧洲，印度、中国、中东等世界其他地区是常态。问题是：欧洲为何与众不同脱颖而出？——其他地区的“同”是什么？奇怪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社会愿意推翻那些不可接受的旧观念的倾向。中国没有做错什么，而是欧洲与众不同。旧思想和观念变得“不可接受”，又源于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下变得不合时宜，更是因为在证据和逻辑检验下发现是不正确的、不一致或未经证实。欧洲社会在观察、实验和精确测量与计算方面做得好，较少对古代权威体现的智慧盲目崇拜。

问题的解释(Joel Mokyr,2016)：1750年以前的欧洲不存在任何科学发展倒退或停滞。有用知识的增长在欧洲没有受到强力限制在桎梏中，反而其获取、审查、传播、应用有用知识的方式逐渐扩散到全欧洲，最终打破了中东、中国、印度等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的原先固有的平衡。是两个基本变量导致欧洲打破常态：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土壤，反而造就了一个繁荣自由的思想市场（政治分裂-文化统一）；科学研究和劳动是通往美德和救赎的道路（是上帝的要求）的信仰转变——新教伦理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信仰合法性支持。有用知识的增长与市场经济相互激荡，工业革命爆发并传播世界其他地区。

2.杰弗里.霍奇森（Geoffrey M.Hodgson），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演化和未来，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经济系统从一开始就有其“信息基础”。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某种混合模式因完全脱离经济系统的信息基础问题，其定义越来越不适合发展着的现实。传统资本主义定义包括6各方面：法律体系支持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一个交换的货币经济；私有财产制度，消费者寻求效用最大化，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脱离家庭生产的专业化生产组织——企业的出现；普遍的雇佣劳动和雇佣合同；包括银行、股票和债券在内的发达的金融市场。其中，M型资本主义包括前5条，代表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S型资本主义包括1-4和第6条，代表熊彼特眼中的资本主义。这一简单的前后二分的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这两种定义的资本主义都面临着现实的挑战，第一，传统定义缺乏一个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共有信念、价值观和习惯。第二，没有涉及经济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第三，没有知识的发现、利用、存贮和扩散。

这意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定义“生产的本体论”，用“一种演化的和信息/知识的生产本体论”对传统的产品和服务的物质主义生产本体论。传统定义的生产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或工程过程，其实这是表面现象。生产更多与信息/知识的产生、选择、保留和发展有关。基本的信息/知识形式是规则,惯例（routine）以及其他可编码的“有用知识”。知识是有意义的信息。知识包含缄默的和可编码的两类，包含触发器和刺激因素，知识归根到底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对环境的“适应”。经济中的知识/信息很大程度（至少包括其中的必然组成部分）是缄默知识、局部知识，哈耶克和迈克尔.波兰尼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意味着知识/信息不可能被一个集权的中央科层组织来创造、收集和利用，如果强行之则意味着那些对财富创造至关重要的知识根本无法产生、被发现、传输和利用。知识和信息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知识和信息的产权界定、交易和利用问题，有着浓厚物质主义时代的产权法律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现实。知识和信息的特殊性在于，信息的契约转移，特别是可编码知识很容易复制，买方一旦获得就可以转卖给其他人，使卖方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可编码信息出售以后，它仍然留存在卖方手中（知识的非竞争性）。有些情形下，知识的供需存在一个悖论：买方因为不知道而购买，买方知道了就不会去购买，那么把么卖方该如何是好呢？就像数据库中买书，一个办法是让你看这本书的前10%，如果想继续看完那么请付费，问题是这种解决办法能适应生产中的其他一切知识/信息交易吗？在一个包含巨量信息流的现代经济中，传统上“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产权规则不再适合应对新事物的产权纠纷。有些情况下，作为物质的产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物质载体享用知识和信息服务才是目的。

个体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企业拥有知识。企业拥有的知识是拥有知识的个体的群体中的一种涌现的财产（这意味着组织拥有的知识不可能完全还原为个体拥有的知识，演化经济学中经常说“企业知道生产产品”而不是“企业中的员工知道”）。在企业组织中，个体发展知识去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但组织才是“问题解决”实体。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温波普尔的隐喻：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问题解决”的适应形式。赫伯特.西蒙非常具有启发性地定义企业组织为——稳定的中间形态，就是说现代经济中的产品几乎都通过积木块式在组装出来的，这些组装的构件就是企业，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积木块，这个积木块是最终产品的必要组成部分，当然，每一种积木块可能用于许多不同其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因其“分布式”存在而具有高度的韧性和可靠性（任何节点上一家企业的破产死亡并不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企业组织作为专业化生产的产物的出现，还有其政治经济学含义，它是跨越个人和国家的重要制度安排。首先，有组织的、相抗衡的、介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企业组织，其创立和认可得到国家的背书，但其内部组织和规则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正是数不清的具有内部自主性的企业组织的大规模投资和动态适应带来了丰裕和安全的供给。注意，一个企业组织是一个实体，它的寿命可能低于人均寿命周期，也可能长于个体生命周期。我们重点关注企业组织寿命周期长于个体生命周期的含义，这意味着“企业知道生产”不依赖于特定个体的存在。但是，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警告，这种中间存在物也可能“大而不倒”，过度的公司权力强大到可能威胁到市场经济本身，甚至威胁民主政治的存续。因此，审慎的办法是保持一种“力量平衡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一个知识/信息经济中，建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知识和信息的私人产权系统不再可能。现代经济的起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用知识的增长，得益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其中，探索万物之理（无论是关于自然世界，还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前者如《自然哲学数学原理》，后者如《政府论》）的“命题知识”从来就是没有“产权”的，它完全是共享的（所谓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生产是一个目标导性的过程，既是一个物质过程，也是一个知识过程，在当今时代，尤其不能忽视马歇尔曾强调过的生产的信息隐喻。生产管理是按照处理、过滤、甄别大量信息的层级制度来组织的。生产包含了无数卷入生产的个体大脑和物质对象（输入企业的中间产品）中存贮起来编码或未编码的信息过程，它是目的性、问题解决的、在头脑和物质对象的记录中展开的。但资本主义定义中强调的产权制度、契约、习俗和传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任何经济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嵌套组织系统，每一个子系统发挥着存贮、加工惯例和规则中信息的作用。

经济系统又可以被视为一个生产“负熵”的系统。正如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对生命的定义——“以负熵为食”的存在。一个系统通过输入能量和有用信息导致秩序的涌现。如此观之，财富是有序性，财富是适应的信息。财富的根源是知识。财富的生产根本上是一个内生的知识过程。知识从一开始就是至关重要，从现代智人诞生的那一刻起，知识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就是至关重要的，早期人类社会和当代社会，所有经济都是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不能较好解决知识/信息基础问题的经济模式必将失败而被淘汰出局。有关知识和信息的技术创新、进化和密集利用正在使传统工作、工作时间、商业模式、宏观经济统计等面临新的挑战。

解释资本主义演化要用到一个“一般达尔文演化框架”，即变异-选择-复制。不过，不同于基因遗传的生物演化，在处理经济、技术和制度这类“广义人工制品”世界的事物的演化，我们需要用“文化演化理论”来处理。首先，我们需要对选择单位进行处理，将选择单位视为“二元本体”，即类似于基因遗传进化中的基因型-表型区分，不过实质性的不同在于，文化演化中选择单位的基因型，我们称之为“复制者（replicator）”;而表现型称之为“互动者（interactor）”?，互动者搭载着复制者。文化演化中的复制者以分布式存贮方式分布在文化群体中，而不是集中存贮在任何个体头脑中；文化演化中的复制也不是高保真的基因遗传复制，而是有更大程度的变异。文化演化的核心问题是复制机制和选择机制是合二为一的过程即基于有偏复制的选择过程，因此一个独立的选择过程不再是考察的重点。第二个核心问题是选择发生在多层级上，因此出现了基因遗传进化中罕见或者说不存在的“群体选择”，而且文化演化主要靠群体选择驱动。文化演化中至少有三类互动者：个体、企业组织和民族国家，自然选择同时操作在三个层级上。文化演化中的复制者，在演化经济学中经常关注“惯例”和“规则”，在更一般意义上，信仰、价值观、道德、制度、习俗、惯例、观念都是复制者的候选者。例如，经济社会中的“合伙制”、银行制度、汇票、类似军队中科层组织模式应用于企业、陪审团制度、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习惯法、代议民主制度，当然可编码的科学原理、工程技术和工艺、专利和商业秘密也是复制者。霍奇森区分了文化演化中的两类选择机制：子集选择和后继选择。子集选择是通常说的优胜劣汰，例如企业破产，长期中那些正利润企业才可能留存下来，负利润的企业被淘汰出局。后继选择是说从母体中“繁殖”后代，有些互动者繁殖了更多后代，而有些复制者则繁殖了较少的后代或者“绝嗣”。复制-选择机制的持续运作的结果不仅仅是“适应者”频率的变化（静态观察），而是产生惊人的“适应”效应，正像现实中的军备竞赛中的武器进化和体育竞技中不断打破先前的记录。基于“群体选择”理论，我们就得以用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国家间竞争。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即“互动者”，定义一个国家的是塑造和运行它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复制者”（信仰、价值和制度等）。国家间竞争表面上是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较量，而根源上则是产生这些表型的原因——复制者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竞争是群体选择机制起作用的表现之一，这种群体选择发生方式有多种：（1）人口增长与灭绝；（2）向未开发地扩散人口；（3）和平击败对手（竞争）；（4）暴力征服（战争）；（5）制度和规范扩散；（6）主动选择性模仿成功者；（7）选择性移民等方式（Peter Richerson，et al.,2016;Daniel Smith，2020）。尽管群体选择在经验观察层面落实为部分个体行动，部分群体行动（俄乌战争），群体选择却不能还原为个体选择，群体竞争不能还原为个体竞争。群体选择是自然选择作用在性状群体的文化基因上，因此国家间竞争绝不是表面的船坚炮利，而是两种文化基因的跨代际角力。

3.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文化演化领域有三部奠基性作品：E.O.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1971）；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L.Cavalli-Sforza）的《文化传递与演化：一种定量研究方式》（1981）；理查森和博伊德（Peter 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的《文化与演化过程》（1985）。2015年，“文化演化研究学会”成立。多布赞斯基说，除非从进化论角度理解，否则生物学的一切都讲不通。同样，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除非从文化演化的角度理解，否则社会生活的一切都讲不通。越来越多的学科和研究人员正在加入到用文化演化理论改造传统社会科学的行列中来。图尔钦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一员，他出版了《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战争，和平，战争》、《失调的时代：美国历史上的结构人口分析》、《超级社会》等多部有影响力的文化演化著作。

作为图尔钦的同行，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戴维.S.威尔逊这样评价图尔钦的这本著作：图尔钦将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史家载入史册。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以通俗的写作风格解释另一个文化演化理论的核心——群体选择机制。通常认为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20万年前进化出来，也就是在人类演化的95%的时间里，人类都以小规模社会方式生存，人类是群性物种和文化物种，借助于多种适应器形成了超大规模的超级社会生存方式，在1.17万年（更新世与全新世的交接点）以前，人类尚处于小规模社会的采集狩猎社会，人口规模大约在150人左右；7500年前发生了定居农业革命，社会规模扩大到1000-10000人规模；但超大规模的超级社会方式还是有城市以来的新现象，今天有上亿人口甚至10亿以上的民族国家。作为群居动物的人类，社会人口规模逐步增加的过程是一个文化演化过程，而文化演化的核心机制是群体选择。群体选择的发生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战争与征服是其中一种。在图尔钦看来，今天人类达到如此非凡的合作，一万年以来文化群体（社会）间的军事冲突是主要驱动方式。多样性的文化群体（社会）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就会存在文化演化，正是群体间竞争和冲突让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帝国和大型民族国家，而军事冲突——战争则是加剧社会间竞争的元素（其他元素如地理、农业、宗教信仰、阶级等）。战争是一种破坏性创造力量（这样说并不是为历史上那些不正义的战争辩护）。“高尚的野蛮人”的哲学幻像并不是真的，史前时代的人类社会充满战争。

征服和战争是驱动人类向超级合作者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焦点问题是要解释大规模合作的产生和维系是如何可能的。理论推导部分——“多层级选择框架下的群体选择”是本书重点，后面四章是人类历史经验验证部分我们略去不赘述。

从个体、家庭、社会组织（企业）、民族国家，人总是生活在一种嵌套结构中，在每一个层级，相应的选择单位之间都存在竞争和合作关系。道金斯甚至认为，生物和文化进化的最终选择单位比个体更低——基因，而每一个个体不过是搭载基因的“基因机器”。乔治.威廉姆斯、道金斯、平克尔等是抵制多层级选择和群体选择的代表，而E.O.威尔逊、D.S.威尔逊、索伯、理查森和博伊德、卡瓦利-斯福尔扎、亨里奇、奥卡沙、以及本书作者图尔钦则是坚持多层级选择和群体选择的代表。群体选择理论认为自然选择操作在基因、个体、许多个体构成的群体（企业组织、竞技体育中的团队、军队、宗教群体、民族国家等）上，而不仅仅操作在基因或个体上。

体育竞技中的团队对抗最能说明合作与竞争，也能让我们直观上理解多层级选择、群体选择。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的文章《群体选择与团队运动》揭示了群体内个体间竞争与群体间竞争看似矛盾的两件事如何统一起来，群体选择如何促进具有竞争关系的个体间合作。传球者与投篮者（每个队员都是潜在投篮手）必须精心合作才能成功，这种个体间的精心合作确保本团队胜出，与此同时，本球队内的队员之间同样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群体间竞争、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合作又竞争的现象也出现在企业组织、大学、协会和教堂中。球队运营者追求的是团队的绩效，而不是其中某个特定成员的绩效。球队内部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较高差距为10倍之多。团队内部的差异化收入起到激励个人最大程度发挥自己才能的作用，不过个体间收入差距肯定不是越大越好。倒是有证据表明，收入最平等的球队比收入最不平等的球队平均每个赛季多赢得球赛（8场）。不平等能够激励个体努力，但过大的不平等也可能对合作具有破坏性。足球体育竞技中，采取分级联赛-末位淘汰制，末位淘汰整个球队，或排名靠前的球队升级的办法，促进了足球运动水平的提升。有证据表明传球更频繁的足球队比传球少的更能获胜。

简便起见，我们记住几组最抽象的文化基因表述：信任-不信任、合作-单干、合作-背叛、勇敢-怯懦。文化基因是“原因”，群体的综合竞争力是“结果”，经验中，这个从原因到结果的链条非常复杂、曲折，并不是像理论抽象的那么直接和清晰可辨。文化基因“表达”为“文化性状”，正是文化性状使群体的群体绩效表现不一样，我们将群体绩效表现成为群体适应性，或通俗说“群体竞争力”。

群体选择理论要解决的关键难题是，自然选择同时在群体内部的个体间起作用（个体间竞争），也在群体之间起作用（群体间竞争），那么，勇气、信任、合作等文化性状如何可能在自然选择的强大压力下保留下来？在个体竞争中，怯懦（让那些勇敢的先上，勇敢者的代价是巨大的）、背叛、单干的直接收益更大，那么这种文化性状理应盛行于整个群体，以至于群体趋于解体，这种状态为什么不是普遍的呢？

幸运的是，多层级选择理论（当分析的选择单位指向“群体”时就是群体选择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勇气、普遍信任和合作这种文化性状，以及语言、道德、制度、信仰、价值观这种“复制者”的起源和维系非常重要，对此，文化演化理论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数理分析，这就是“普莱斯方程”（Price Equation）。普莱斯方程表示：当如下方程式成立时，合作性文化性状会进化出来：

普莱斯方程：

群体间方差*基于群体的选择力量>群体内部个体间方差*基于个体的选择力量

以“单干”和“合作”两种行为策略来说。“单干”这种策略在群体内部的个体竞争中通常会让奉行单干的个体获得优势，因此如果只考虑个体层级的自然选择，那么群体中将很快被单干者充斥，而“合作者”淘汰出局。但是，引入群体选择，奉行单干策略多的群体（设想足球队员都想着自己射门而尽量避免传球，以使功劳归自己）的群体则没有优势，或者其竞争力要弱于那些奉行合作策略的群体，也就是群体间的选择力量倾向于淘汰那些充斥着单干策略的群体，在普莱斯方程中，左边值大于右边的值。那些没有合作者或者合作者比例很低的群体，在长期竞争中倾向于被淘汰出局。

图尔钦用下图直观地揭示了群体选择是如何运作的：

图1.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同时运作时的净效应

假设有4个群体，群体中黑色小圆代表合作者，小白圆代表单干者。初始状态中，合作者和单干者的分布是某种随机状态，各占一半，10:10，但存在空间上的差异：前两个群体中合作者占多数，后两个中单干者占多数。考虑群体中个体选择中单干者具有繁殖优势，那么繁殖一期后观察第二列。第一个群体繁殖后合作者：单干者比例变化为3:2；第二个群体变为2:3；第三个群体为1:4；第四个群体为0:5。显然，只考虑群体内部的个体选择，单干者（背叛、怯懦、不信任）占优势，群体层面的总体变化有利于单干者，合作者：单干者的比例从10:10变化为6:14。现在引入群体选择，群体间竞争时，合作者多数的群体比单干者多数的群体更具竞争优势，因此繁殖第二期完成后的频率分布变化为第三列：合作者与单干者比例，第一个群体繁殖出3个后代群；第二个群体繁殖出1个后代群；第三、第四个群体则没有繁殖出后代群——即群体灭绝。合作者占多数的后代群倾向于繁殖与自己类似的后代群，但也引入了某种随机因素。群体层级的总量，合作者：单干者的比例变化为11:9，说明群体层级上合作者胜出。这里作者有意识设置了合作者和单干者总数不变。

在真实的群体选择机制运作中，还要引入更多复杂因素来强化群体选择和维持群体选择，其中最主要的几种因素包括：（1）亲选择，对亲属的利他主义行为。（2）直接互惠机制。你帮助我，我帮助你。（3）间接互惠——声誉效应。我帮助你，别人知道我爱帮助人，此后我有需要别人也帮助我。（4）空间博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合作者倾向在与合作者在一个群体，单干者与单干者在一个群体。（5）强互惠-利他惩罚机制。社会规范内化导致合作者个体愿意承担成本地惩罚那些单干者。（6）宗教信仰的凝聚作用强化空间博弈和强互惠行为。（7）文化群体标识维持群体间的异质性，如民族国家认同。（8）基于有偏的模仿和社会学习。

群体选择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还是初步的。目前经济学中已经运用群体选择理论的议题有组织惯例的选择、组织结构的选择、群体选择在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中的作用，用群体选择理解社会经济权力概念，通过群体选择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繁荣等。群体选择理论的关键预期——群体选择导致大范围匿名个体间合作（规则、执行机制、利他行为的先天心理倾向）已经得到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以早期人类社会、当代世界中未开化部落为背景的经验以外，以现代社会为背景的企业间竞争、民族国家间竞争、跨国自由贸易协定联盟形成和分化、非经济目的的国际组织间竞争都可能通过群体选择理论得出有启发性的新发现。

人类及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自私的”基因，但符号和文化介入人类演化进程以后，“合作”的作用凸显出来。合作何以可能？群体选择理论给出了有力的解释。群体选择相关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重视社会纽带的建设和维护。个人选择会影响群体适应度，一个群体中只要有合作者，经过群体选择，合作者相对非合作者占优，最终对整个文化群体是有利的。正是由于合作者以超过一定阈值的存在，社会合作才可以稳定发展。现代性解放了个人，但也存在经济学家奈特“不详命题”——市场的自由演化可使自由完全消失，完全无限制的交换自由或自由放任主义，长期会使自由消失殆尽，这就意味着强调个人主义的现代市场社会不可忽视社会纽带的作用；如果作为合作秩序的社会纽带因为导致现代性成功的因素侵蚀了社会纽带，那么现代市场社会可能具有颠覆自身的内在危险，美德将失去容身之所。完整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只看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忽视他另一本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时期，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过分注重个人主义、宣扬个体间竞争的成功，宣扬金钱至上，“非合作者”个体由此获得短期的利益，而作为稳定合作者存在的社会纽带受到侵蚀，就有可能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人类合作秩序的存续存在对合作者频率的依赖，合作（以社会偏好的形式）构成人性的一部分，社会偏好应该受到鼓励，而非合作者行为应该受到抑制。合作者在进化中频率上升是繁衍的机制，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特别是长期文化累积进化的结果；而社会规范的维持、立法和政策则需要抑制群体内部“非合作者”行为，做出调控，使社会成为合作者群体。

深入理解扩大开放的深远意义。任何一个人类文化群体都不可在孤立条件下演化和发展。我国扩大开放和积极加入区域自贸协定实质是将自身整合进国际分工链，更深层次上是促进文化群体间竞争和学习（因此把开放理解为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顺差”是一种狭隘的重商主义错误观念）。一个群体通过构建生态位促进自身生存和发展，恰恰是一个文化群体性状的表现，这一过程又必然受制于通过群体选择进行的选择过程。经济社会制度可以被视为特定类型的生态位，它影响着个体特征的选择，从而导致个体行为和制度的共同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