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足球是一项兼具普世性和独特性的运动。普世性在于足球是一种超种族、地区和国别的交流符号。独特性在于受国情民情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足球有着不同的思维认知和实践风格。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尤为能体验到足球赛事中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融合。

本文作者认为，现代足球诞生并广泛传播之后，在世界各地后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与流派。足球的风格深刻地植根于人类的种族本性。德国足球人所展示出来的沉稳心态源自其民族性格，整体和谐性也是德国人信奉的一种价值观。荷兰人具有文静而谦逊的气质，阿根廷足球更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英格兰足球则以其铁血性见长。中国球员的刻苦、耐劳、尊重权威的态度近似德国人，而中国足球人悠闲、散漫、崇尚杂耍式、炫技式生活方式的风习又和巴西人极为接近，桑巴足球因此很难为中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完全效法。现代足球是欧洲逻各斯主义设计理念、大航海精神的好奇心以及大数据时代的理性主义的融合体。足球中的国民性带给足坛更多的流派、风格的差异之美。

本届世界杯上，多支亚非拉球队或创造或正在挑战历史，彰显了足球多元化的魅力。同时，地域文化、身份认同、现代传播和商业力量等因素不停消长，在不断塑造着足球不确定的未来。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体育与科学》，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足球中的国民性

文｜路云亭

来源｜体育与科学

▲ 图源：FIFA

1 足球的风格深刻地植根于人类的种族本性

现代足球是一种球员、媒介、观众共同营造的文化景观，具有超强的互动性、仪式性和共享性特征。足球已经从体育的领域延伸到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从足球崇拜热潮的角度重新鉴定足球中的国民性仍然十分必要。

仅仅从足球竞技的动态画面看，足球也已越来越不像中国人所理解的带有欧洲优雅风格的体育项目了。但是，足球的基本归属点仍是体育。体育自从进入国际化时代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国民性因素的纠缠，讨论足球的国民性就成为一种饶有趣味的工作。

体育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足球的国民性问题：“一种成熟的体育文化必定是缘起于本民族文化的，当我们在足球场上看到讲究战术配合，类似于程序化作战的球队时，很容易让人想起不苟言笑、作风严谨的日耳曼民族；看到飘逸的运球，美轮美奂的即兴表演时，自然使人们想起了狂放不羁的拉丁民族；至于赛场上永不服输的坚忍、‘跑不死’的精神早已成为大韩民族的代名词。体育文化毕竟还是具有体育的特性，它比本民族文化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趋向于一种世界性的融合。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看到狂放的日耳曼人，严谨的巴西人，而这些反过来也同样会作用于其本民族文化，这就是缘起于民族文化又超越于民族文化的体育文化。”足球中的国民性显而易见地体现在风格层面。“英格兰足球的保守、持重；德国足球的严谨、笃实、自信及坚韧不拔；非洲足球吃苦耐劳、热烈奔放、躁动不安；拉丁美洲足球的想象、冲动和洒脱无疑是世界足球思想风格的代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马拉多纳在看到德国7∶1大胜巴西后感慨道：“我说过德国比巴西好一点，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巴西，不过我没有想到德国能这么威风，这么可怕，这么果敢。”马拉多纳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德国人的集体性格。郑晋在文章中也发现了德国足球的精密性特征：“你找不出他们任何的破绽，他们的冷血是为冠军而生的，他们的精密是血统、他们的坚韧是性格，他们对足球的态度令人窒息，他们的自省深刻，他们的创新持续而又务实。在足球身上你能够找到德国人身上所有优秀的品质。”文章不仅充斥着对德国球队的溢美之词，还将德国民族的诸多优点大加赞颂。国民性构成了现代足球文化的主体，还成为足球流派的生成根基，足球世界生态的多样性几乎以国民性为主导因素。

很多年来，世界各地热爱桑巴足球的人都在一味地歌颂巴西的艺术足球，并将描述成奥妙无穷的人间奇迹，却几乎遗忘了德国足球界的创新能力。其实，人们在为一种刻板印象误导之后，还往往容易会被另一种刻板的外相所蒙蔽。德国和巴西足球一样，秉承其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并将其民族精神贯彻到本民族的足球文化中。德国足球的创新力一直体现在其有步骤改良的基础上，极端冒进的颠覆性变革一向为德国人所冷落。然而，反观世界足坛，取得巨大成就者只有一些善于改良的队伍，而从未见过经过翻天覆地革命后可以取得成功者，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足球和现今的俄罗斯足球的差异。前苏联足球队曾获得过1960年在法国举行的第一届欧洲国家杯冠军，而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队则几乎一蹶不振，其中的原因多多，除却国家体制变化导致国家元气损伤的因素外，巨大的社会变革导致足球界的剧烈变动，这种变动所形成的权力分割、球会重组、球员心理的变化等因素都成了俄罗斯足球界的致命伤，这也影响到了俄罗斯足球队的成绩。相反，西欧国家一向有稳定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反倒更容易培植与养成其足球中的风格，德国足球的稳定性一直体现在其对足球的轻微化的改良方面。德国足球的冷血做派仅仅是一种表象，其实那里一直蕴藏着一种尊重自我、拒绝革命、维护既有传统的自重、自爱、自觉的稳健派风范。但是，德国的国民性中一直留存着一种看不见的潜流，它随时可以开辟出一方属于德国精神的发展空间，每一个德国公民都会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内得到一种简单、务实、可行的发展空间。德国足球的变革也是以这样一种无声的形态发展出来的。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德国队为例，德国足球人并不拒斥巴萨式的传控技术，但一定要在其中注入德国血统或德国基因。“传控足球鼓励创造性和敢于颠覆的思维，亦步亦趋、被动受教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练成和驾驭传控足球的。看看穆勒等球员在过人、传球线路上体现出的无限创意，甚至在罚任意球时还有假装滑倒以试图欺骗对手的设计，这都说明传控足球何其鼓励创造性思维！”德国足球所展示出来的超级的沉静心态源自其民族性格。

从足球世界总体的发展格局上看，德国足球是一种全方位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足球。德国队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冠军，无球王、无巨星甚至无绝对领袖的德国队可以凭借自己的整体实力击败由媒介新推举的球王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张喆评价如是：“这不是属于梅西个人英雄主义的世界杯，它属于德国足球集体主义的狂欢。”丁丁曾经对比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巴西足球与德国足球：“巴西足球是世界最顶尖的球队，其运动员也是当今世界顶尖运动员，他们在世界各地踢球，一方面为了生存，个人英雄主义严重，配合方面比较差，而反观德国队，他们的运动员虽然名声不大，但因为自己国内的足球联赛世界闻名，也是欧洲强队，平常讲究的是配合，所以，在配合完美的德国足球队面前，个人英雄主义就无用武之地，这与中国体育确实有类似的地方，中国如果是单项比赛，可以做到无人能敌，但是面对足球需要大家配合时，却是一盘散沙。”德国足球向来以整体性见长，在任何时候都维持着其上佳的整体性，整体和谐性也是德国人信奉的一种价值观，其内在蕴含有集体的高度协调的精神。英国作家H.G.威尔斯曾说：“德国人是守秩序、自负、极富情感又相当麻木的民族。他们似乎在合唱、敬礼或服从命令时感觉最好。”德国足球的整体性源于其对于绝对理念的坚定执行力层面，高度的理性主义思维使得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以至于达到一种看似刻板的程度。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在上半场3∶0领先中国队后就略有收手之意，最终以4∶0战胜中国队，而同样在小组赛期间，德国在上半场领先沙特4球的情况下，下半场依然猛攻，最终以8∶0的悬殊比分击败沙特。“其实，制造血案并非德国球队故意为之，只不过是其性格及职业态度使然，德国人历来踏实认真，凡事均力求做到最好，即便是微末的细节也绝不马虎，从来不会敷衍应付。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尊重规则及秩序，从不以私情为转移，有着极强的责任心，严格而冷静，甚至因此被视作机器。”德国足球队在中国仍旧拥有为数众多的球迷，其中就蕴含着中国人和德国人所共有的守时、克俭、坚韧、自律等特质。

巴西作家贝蒂·米兰（Betty Milan）曾说：“足球反映国民性，折射出一个国家的面貌。没有足球，我们巴西人便不复存在。”巴西足球和德国足球在中国都拥有大量的拥趸，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可知，中国人的刻苦、耐劳、尊重权威的态度近似德国人，而中国人悠闲、散漫、崇尚杂耍式、炫技式生活方式风习又和巴西人极为接近。但是，中国是儒教国家洗礼过的国度，人们赞美巴西足球，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地达到巴西足球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人做人的品格导致了其和巴西足球的原始自由性并不吻合，桑巴足球不仅为中国这样的儒教国家所难以效仿，即便欧美其他国家也无法掌握巴西足球的内在精神，其中折射的则是国民性的差异问题。

中国文化中堪与儒家文化抗衡的是道家文化，道家文化更近似巴西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和创造至上的精神。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巴西的足球文化充满了向往之情，并时常将其与中国的乒乓球相提并论。“群众性的足球娱乐活动是足球人才成长的基础。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人才的层出不穷；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人才的产生必定是偶然的、暂时的。当你走近巴西，街头、巷尾、草地、沙滩，处处都能感受到这里是足球的国度；当你身处中围，乡村、街道、学校、工厂，处处都能感受到这里是‘乒乓’的世界。群众造就明星，明星带动群众，巴西足球和中国乒乓球都步入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而中国足球的发展过程必然是这个循环的形成过程。”

中国的乒乓球和巴西的足球的确具有可比性。两者都来英国，且都在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度获得了成功，两者都代表了非项目原创国的国民性。中国式乒乓球代表着中国的国民性，而桑巴足球则更容易体现出巴西的民族精神。较诸足球，乒乓球仍是小众化运动，它的价值取向更类似修行而非人体对抗，这种修炼性运动属于中国人所熟悉的隔网竞技的范畴，因此它也极易为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所兼容。乒乓球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原因就在于它只能部分满足非纯粹竞技体育观众的要求，而无法完全满足竞技体育观众的心理期许，乒乓球因为缺乏极端性火热化、肉体化、格斗化精神而经常遭受到曲解。即便如中国人也经常歧视乒乓球，而这些人更愿意将所谓的三大球看作是主流体育项目，并以此作为体现国家最高体育水准的终极性代表，其中又以足球为重中之重，中国人对待乒乓球的对立性态度折射出中国人国民性的自相矛盾或充满活力的精神内涵。然而，国民性是很难复制的。丹纳曾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严格说来，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我们先有天才和高手，像先有植物的种子一样。”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生物的多样性，也催生出足球的派别朝着千姿百态的方向发展。

“巴西足球真正的腾飞是白人的俱乐部跟其他俱乐部结合，引进了大量黑人球星，巴西足球迎来了一次了不起的飞跃。那么巴西足球这次飞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1950年巴西第一次承办世界杯。当时的巴西队，可以说它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当时很多欧洲球队到巴西比赛，见到巴西队都打怵，都害怕，因为巴西队球员脚法非常好，说过人就过人，而且速度还快，而且巴西队当时的打法已经步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我们知道最早有WM阵型，巴西那个时候就有人把它改造成四二四阵型，四个后卫，俩中场，四个前锋。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看，这就算攻守平衡了，和我们现在讲这种，就是对防守强调还不一样，因为早期的足球特别强调进攻，防守这块普遍忽视，巴西当时用这种四二四阵型也使它后来在1958年、1962年、1970年在贝利带领之下，三夺世界杯，都得益于这种攻守平衡的阵型。”巴西足球在一种几乎非功利的自然环境中获得了自由的生长，其自身所具备的天然的美感完全属于一种桑巴舞蹈一样的人体动感行为，这是巴西人对足球的另类贡献，也是国民性作用于足球并促使足球异化的典型案例。

巴西足球有其独特的生发空间，但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实体，其所固有的自然创造性也随时可能爆发出来。这里不妨先看看巴西以及其他足球强国的足球内在完善机制，巴西的足球文化是最为极端的文化形态。“巴西人会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踢足球，举行葬礼时，灵枢上会附有死者生前所钟爱球队的队徽，巴西海上油田钻井台上会有5人制的小球场，一个成功的巴西俱乐部管理者可以进入国家议会。”这种现象很难在中国出现，巴西以外的其他地区也极难看到这样的景象，它却折射出巴西人对待足球的态度。“受英国人的影响，南美早期的足球是上层人士的专利，黑人和穷人被拒之门外，但足球的广泛传播使他们开始自己组建球队踢球。以上两点为南美足球的职业化埋下了伏笔。足球的技术也是英国人带到南美的，但是在足球发展的早期，南美人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踢球风格：华丽的脚法和盘带风格。足球刚刚登陆南美大陆的时候，人们没有立即接受它，随着比赛的广泛开展、足球规则和技术的普及以及纸质媒体出现后的广泛宣传，南美人喜欢上了足球，球场上狂热的支持者涌现。在上层社会精英统治足球的时代，南美足球和政治的关系已经显现。国家和政府找到了凝聚国人的支柱，并运用财力促进着足球的发展。南美洲在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较为落后，报刊多数是党派报刊，以传播政治思想为主，这使得政府和统治者利用足球凝聚民心更加容易。”

足球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鼓励自由发挥的内在精神，在此角度上看，以中国足球为典范的东亚足球和以巴西足球为代表的南美足球形成了两极对应关系。从终极的意义来衡量，巴西人更像与生俱来的踢球人，而中国人更近似那种与生俱来的看球人。“足球是巴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对巴西人来说，足球是运动，但更是文化。每当联赛或重大国内国际比赛进行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万人空巷，而赛场人山人海。巴西几乎人人都是球迷，巴西人笑称不会足球、不懂足球的人是当不上巴西总统的，也得不到高支持率。巴西人认为，巴西足球理所当然位列世界文化遗产之林。巴西人把足球称为大众运动，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都有人踢球。即使是在贫民窟，穷人家的孩子也光着脚把袜子塞满纸当球踢。巴西许多国际知名的足球运动员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足球生涯的。”巴西足球人几乎是狂欢思想的实践者，而中国人从来就是狂欢思想的拒斥者或旁观者。中国人羡慕巴西足球中的狂欢因素，并为其巨大声望所感召，1992年至1998年间，中国一度派出一支有健力宝集团资助的少年足球队赴巴西留学，但除了张效瑞等少数球员学到了一点巴西足球的皮毛外，其余球员并未达到普通巴西球员的技术水平，更无法获取巴西足球的精髓。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奔赴巴西留学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 街头踢球的巴西少年。图源：互联网

留学西洋潮流是近代洋务运动以来洋务派人士企图改造中国而掀起的激进变革社会的风潮，而当年的留学巴西之举至少有企图效仿洋务运动的做法之意图，然而，从结果来看，健力宝留学巴西多少有一点邯郸学步的意味。足球不是科学，而仅仅是一种文化，留学巴西的人只能学到一丁点的足球场上的课程，却无以接近沙滩足球、泥地足球、街巷足球的精髓，更无法洞悉桑巴舞蹈在巴西足球文化中的原生态形貌。如此的留学举动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并无特别大的功效。中国足球界至今了无巴西足球的踪影。究其原因，仍是文化、种族、气候、环境的差异所致。“巴西足球人口很大一部分是低收人的黑人及杂色人种。有专家认为巴西足球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南美风格及高水平——世界顶级水平与巴西人与生俱来的身体条件是分不开的，巴西足球运动员具有黑人运动员所有的极强的身体控制能力和脚上能力‘footability’，使之在身体活动或对抗中根据节奏变化或实际需要，协调迅速地作出反应。”巴西人对足球的爱恋令人想起中国东汉时期的草书热。在草书草创时期的东汉，世民迷恋草书，已成一种超越书写本身意义的狂热的社会现象，社会上缔造出一大群迷恋草书的人，“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巴西足球也是如此，足球引发的宗教狂热景象反复出现，它使得巴西顺理成章地成为足球王国。“影响巴西足球的因素还有许多。比如，足球踢起来很简单，规则也简单，不需要特殊的器材设备和场地等。换句话说，足球运动既可以在人工草皮上开展，也可以在光秃秃的场地上开展，甚至于沙滩或室内均可。而球可以是正规的比赛球，亦可是用袜子填充，或直接用圆形的物体，乃至于汽水瓶盖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物体。人们利用自己不同的身体条件踢足球，这就使巴西参与足球运动的人数众多，从事足球的人数也就很多，一些具有足球天赋的人生活在这种足球大环境下，耳闻目染地走上足球之路，从而保证巴西高水平足球运动员资源极为丰富，就像美国的篮球运动一样。”当代中国媒体人反复责怪中国足球的滞后之状，却忽略了中国书法一度处于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或许中国人更喜欢在书写的线条中寻找游戏的快感，而无需在动态的足球竞技场上寻觅线条组合的无限张力。现代人至少在文化基因学的角度可以看到中国足球在现阶段的真实处境。

从国民性的角度考察一些看似复杂的事件反倒会收到奇效，桑巴是巴西国粹，而巴西足球的舞蹈性即为巴西足球之魂。“在以巴西为代表的雅马文化里，素来都是以人性为文化图腾的，同时，巴西文化又包含了白种人的个性自由和黑种人的激情奔放的特性，这造就了巴西足球独特的风格：个性张扬，表现自我。我们又常把巴西足球比作是桑巴舞，桑巴舞是巴西的民族舞蹈，是在葡萄牙和印第安音乐成分中加入了黑人音乐和舞蹈的内容，它以粗犷的动作、热烈奔放的旋律发泄本能的冲动，表达了人们向往自由、浪漫生活的渴望。这种蕴藏在巴西足球的内在精神力量，构成了巴西足球的灵魂，也使巴西足球有了永恒的魅力。”巴西足球队曾经5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并成为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赛场上最成功的球队，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巴西足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种独特的事物，值得探究。“欧洲足球有先进的训练方法、科学的医疗手段、正规的俱乐部运作，但它唯一缺少的就是足球的‘灵性’。竞技文化是竞技运动的‘灵魂’，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巴西足球文化中的抗争意向、激情主义与自由精神构成了巴西足球的魂灵。浪漫是一种古典思维，巴西足球与其说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桑巴足球，倒不如说是一种古典时代的典型性足球。巴西足球是在用魔术而非竞技的方式维持着足球世界的多维性。

2 足球风格在扩张中变异

刘广迎撰文分析过足球的生发历史，其中涉及国民性对足球的分化性改造问题。“足球是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发展的，群众的智慧是足球发展的源泉。中国人在劳动生活的实践中发明了原始足球。英国工人把足球游戏融入了现代工业的管理理念，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现代足球。而今天的荷兰足球则突显在原则分工基础上的个性发挥和激情创造，体现了信息时代的鲜明特征。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足球发展的历史。”

总体而论，荷兰人具有文静而谦逊的气质，其优雅的集体性格几乎成为其国民性格中的一种不变的基因。荷兰队从1934年就参加世界杯赛事，却从未获得过世界杯冠军，其中有很多原委。彭博曾撰文分析过荷兰屡屡功败垂成的原因，其中分为五条。其一，运气不佳，1974与1978年对阵联邦德国与阿根廷的决赛，都对阵的是东道主。“1974年和1978年世界杯，荷兰实际上已是最有冠军相的队伍，可惜两次都在决赛中遭遇东道主，先是被西德爆冷击败，4年后又倒在把地主之利发挥到极致的阿根廷脚下。如果决赛对手不是主队，荷兰至少应该在1978年那一届捧杯。”2010决赛对阵的是以巴萨为班底的西班牙队。

其二，攻强守弱，荷兰一向出产优秀的前锋，却不太出产优秀的后卫。荷兰后卫罗纳德·德波尔就曾批评荷兰球员缺乏斗志：“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参赛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橙色战袍带给我们的自豪感，但是当你看到对手的眼睛时你才发现原来和他们相比我们的国家荣誉感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坚毅，那种由国家荣誉感所带来的坚毅可以让他们无所畏惧，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罗纳德·德波尔进而认为：“在荷兰，国家为每一个公民安排好了一切，生老病死一切都不用操心，所以我们国家的人大多都养成了很强的惰性。”

其三，荷兰足球向来难以解决队内球员间的和谐问题。荷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其国家队中一直由白人与黑人构成。种族问题虽然在荷兰这样的现代国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在足球赛场上却难以达到完美无缺的高度。即便种族问题解决了，荷兰足球还会有其他的附属的问题有待解决，如荷兰人天性喜好自由，我行我素的作风始终未改，对权威的服从性比不上其他国家的球员。在既有生活理念和传统荣誉面前，荷兰人往往选择前者。

从足球的民族性上划分，世界足球强国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南美足球属于一种巫师类的足球，以魔幻感见长；德国、意大利足球属于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足球，以残酷的理性、精确的计算、严格的纪律性见长；而荷兰、法国属于艺术家的足球，它兼具思想家的冷静与巫师的想象力。“对于哲学家、艺术家辈出的荷兰来说，荷兰人超强的思想独立性，被认为是球员相互不服的根源。其次，荷兰球员大多出自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两个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门派之争。”正因如此，英格兰足球名宿莱因克尔曾说：“永远不要担心荷兰队，关键时刻他们会自己干掉自己。”

其四，荷兰人具有极为固执的传统性格。荷兰人一直捍卫着华丽足球的神圣性。“自从19世纪末，英国水手雷诺德把足球带到了荷兰，他就给荷兰足球埋下了‘华丽’的种子。雷诺德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执教理念推崇‘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从那时开始，荷兰足球便具有极强的观赏性。”他们永远对那些虽然获得了世界杯冠军却放弃进攻、放弃华丽组合、放弃流畅配合的球队嗤之以鼻，荷兰队的信条是“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漂亮”。

其五，荷兰足球的真正欠缺还在人口方面，2014年荷兰的人口为1671万余人，不及中国的上海、北京的城市人口数量。荷兰足球领先世界的精粹在于其所具有的一整套先进而成熟、精细而完备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马邦杰认为，“这个体系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由政府负责的草根足球层面，为那些想踢球的孩子提供场地，让他们能够踢球，这是主要目的，同时也给了天才基因表达的机会。第二个是由市场负责的职业足球层面，他们负责发现那些有特殊天赋的孩子，进而由市场而非政府投资进行培养，就像制造一个有特殊价值的商品。”相比较而言，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学习荷兰的培训体制下取得了成功。“西班牙和德国几乎原封不动地将之拷贝。”然而，荷兰毕竟是个欧洲小国，“让荷兰人无奈的是，即使他们的培训体系无比出众，他们的人口基数太少，只有区区1600多万，无论如何也无法和德国、西班牙这些人口较多的国家相比。在对手也学到他们的培养办法之后，荷兰培养的球员虽然质量依旧上乘，但数量却远不如对手。国小人少成为制约荷兰足球的致命短板。荷兰大约有120万足球人口。”由此可见，足球的国民性并非决定足球水平的唯一因素，人口数量有时候就会成为制约一个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终极性元素。类似的情况在2014巴西世界杯决赛中也得以体现，从竞赛的质量上考量，阿、德大战品位上乘，但是，德国背后是8071万人的选材背景，阿根廷却只有4365万的人口基数，两国人口相差一倍。在足球人口比例相当、足球传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人口基数的多少决定了双方的命运。在这样的足球文化背景下，民族性只能决定足球的风格、理念以及观赏性，却无法决定冠军的归属。

浪漫主义足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这种足球在胜利时显得华丽万端，在失败时却别有面貌，时常呈现出虚弱不堪的格局。打进2014巴西世界杯四强的正好是两支欧洲球队对阵两支南美球队。“客观地说，进入四强的德国、阿根廷、荷兰、巴西应该还是一个档次的球队，只是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突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不设防球队’，将1998年世界杯决赛对法国队的‘脆败’又变本加厉地复制到了本届世界杯而已。”浪漫足球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足球。在此大环境下，巴西人即使输掉了比赛，其文化中浪漫的元素也会支撑其不至彻底倒下。2014年巴西1∶7败给德国，酿成了世界杯历史最大的惨剧。“在巴西之前，世界杯上失球最多的东道主是1954年的瑞士队，一共丢掉11球，而巴西队在大战荷兰之前已经追平这一惨烈纪录。”巴西球迷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失望与愤慨之情，但更多的巴西人仍旧未曾遗忘乐观的处世态度，他们在哭泣、自责、倾诉的过程中迫使其精神不至于走到崩溃的境地。巴西足球文化中这种欢乐之上的精神使得他们避免了暴力主义上扬的局面，巴西足球的快乐原则总能战胜胜负铁律。

足球依然是充满暴力倾向的游戏，巴西人也并非超现实的圣人。在暴力至上的绝境中，巴西人也有自己的抒情方式，2014巴西世界杯期间，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几乎在分享仇恨的大餐。人们几乎无法回避这样的景象，巴西人和阿根廷人再度因足球而成为仇家。“同样身处南美，而且两家还是邻居，为何巴西人就那么不待见阿根廷队？说来话长。从两个民族的个性来说，巴西人觉得阿根廷人特别傲慢而且特别装，与整个拉丁美洲都格格不入；从足球方面来说，巴西与阿根廷在南美争霸多年，已成冤家死敌，相互之间都非常不服气。正如当地的一句老话：阿根廷人不喜欢巴西人，巴西人则以仇恨阿根廷人为乐。”

虽然同样来自艺术足球的故乡，但阿根廷人和巴西人的性格仍有很大的差异。“虽然阿根廷队并不招巴西球迷待见，但是阿根廷球员在巴西还是很受欢迎的。阿根廷球员有不少是高乔人，以场上作风勇猛敢于拼搏著称，而这恰恰是巴西球员所缺少的。所以在巴西国内联赛中，各家俱乐部都有来自阿根廷的球员，而且普遍受到好评。”正因如此，人们经常看到具有铁血精神的阿根廷人。2014世界杯期间的马斯切拉诺就属于铁血英豪的类型。“马斯切拉诺是阿根廷不戴袖标的队长，是不穿西装的教练，他是球队的精神领袖。当其他球员在场上斗志开始松懈时，马斯切拉诺总会出现，大声激励队友。他积极拼抢、努力封堵，为每一个皮球竭尽全力。如果说有一个人特别配得上参加对德国的决赛的话，那这个人只能是马斯切拉诺。比赛的第28分钟，积极争顶的马斯切拉诺头部被撞倒地，不过好在是虚惊一场。当时荷兰队发动长传，马斯切拉诺与维纳尔杜姆争抢头球，当时二人头部猛烈相撞，阿根廷中场大将碰撞后倒地不起。电视回放显示，马斯切拉诺倒地的瞬间面部僵硬，手捂伤处表情呆滞，就如同失忆了一般。”在点球开始前，小马还专门对阿根廷守门员罗梅罗大吼：“今天你要把整个世界都吃了，今天你要把自己变成英雄！”结果，罗梅罗扑出荷兰队的两粒点球，确保阿根廷队进入决赛。阿根廷足球中所特有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以及铁血斗士的气质再度以悲情的方式得以展示。

3 足球仍在延续大航海时代的传统

作为游戏的足球有其独特的传播能量。足球的传播很像是宗教的传播，具有极为强劲的蔓延性、侵略性和自我扩充力度。对英格兰以外的任何国家而言，足球都是一件舶来品，因此，中国足球观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信奉者。

现代足球竞技已经越来越朝着大型化的方向发展，一场重大的赛事几乎相当于一种古典式军团决斗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是一种崇高的美。“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赏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英雄气魄却只是令人鼓舞而不会首先使人感到一阵恐惧。”通常而言，鼓励英雄主义精神的足球并不接纳女性观众，但是，随着足球从游戏演化为竞技，又从竞技活动演进为一种现代体育赛事，足球观众同时也是媒介的受众。“媒体以舆论监督为口号，树起社会责任的大旗，为受众营造了虚假的欲望与需求，平空激起读者和球迷的某种潜在的期待和焦虑，然后在各种报道、分析、描述和叙说中加以抚慰。也就是说先是生产焦虑和期待，然后再慢慢安抚，或者一边生产一边安抚受众对足球媒体的消费，有时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求，而是在满足被制造出来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媒体创造了一个虚假的镜像世界。”足球和电视的婚合产生了很多新奇的现象，在现代妇女解放的思潮鼓励下，电视受众群体开始产生深刻的裂变，关心足球的女性日渐增多，并成为新型的足球受众，而参与其中的女性受众促使原先由纯然的男性主导的足球世界产生了异化，足球再也无法回到一种单纯的男性决斗的模式之中。掺入了大量女性电视受众后的足球迅速变得更具娱乐性，而削弱的是其战斗性，而促成足球观众分裂的力量同时也加速了足球内涵的异化，其中的主导性力量则是现代媒介集团。

从终极的角度看，女性促使足球回归到力量至上的路径。《足球俱乐部》杂志曾载文对拜仁慕尼黑队做出过很高的评价。“德国足球的代表，与技术足球流派差异颇大的流派，一贯坚持稳健、厚重的风格，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崛起之后一直活跃在国际足球的核心圈。此外这家球会‘软硬件’环境之良好（俱乐部主要官员贝肯鲍尔、晋梅尼格、赫内斯都是深谙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昔日巨星）、管理运作之规范（标准的公司制）、财务业绩之出色（世界各大俱乐部收益排名长年稳居第二），无不羡煞同侪。”力量足球也的确以其不俗的战绩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广大足球观众的认同。“1974年至1976年拜仁获得冠军杯‘三连冠’时，由贝肯鲍尔、穆勒、赫内斯、布莱特纳、马耶尔等一干1974世界杯冠军队成员组成的这支‘绿茵好莱坞’留下了4∶0胜马德里竞技、2∶0胜利兹联、1∶0胜圣埃蒂安的一段佳话。”德国足球崇尚进攻，海因克斯在主场以4∶0击败巴萨后曾说：“我们在场上踢球，展现出拜仁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我们在很高的一个水平上，所以我们不会一味的防守，拜仁的哲学是取得进球。”力量足球的代表在战胜对手后往往给对手以巨大的窒息感。2013年欧冠半决赛，“在巴萨又一次被拜仁慕尼黑大比分击败后，加泰罗尼亚媒体哀鸿一片，《每日体育报》表示，拜仁慕尼黑再次成为了压路机，在压碎巴萨后将参加欧冠决赛。巴萨以最残酷、最悲痛的方式告别了冠军杯：球队再次大比分落败，两回合总比分高达0比7。梅西没有上场，巴伐利亚人绝对配得上晋级。”媒体对拜仁的描述经常使用的是巨大的物质或天象。《马卡报》的文章打出了《7比0，毁灭性打击》的标题，文章的风格直接了当。“巴萨被飓风般的拜仁慕尼黑再次羞辱，面对强大的德国球队，比拉诺瓦的弟子们再次摔倒。”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半决赛，代表力量足球的德国以7∶1的悬殊比分击败巴西，巴西主教练和所有热爱巴西足球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力量足球的压迫感。巴西主教练斯科拉里赛后说：“这是不正常的，在6分钟内被打入4个进球，但它确实发生了。”“这可能是球队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利。当我们五球、六球落后时，心里已经慌了。试想一下，我作为一个教练，这毫无疑问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带领球队以1比7输掉比赛。不过我们必须向前看，这就是我要做的。”对于巴西人以及热爱巴西足球的人来说，“惨案”、“黑暗”、“耻辱”、“痛苦”一类的词语构成了巴德惨案的基本内涵。

足球在巴西状况与足球在中国的生存境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即便如巴西球员，也一直遇到气候、风情、文化背景差异的困扰。“此前巴西人不适应英超是有着一定原因的。首先，巴西人性格热情奔放，喜欢载歌载舞，巴西这个国度阳光明媚、有着海洋、沙滩和美女。而相比之下，英国则时常处于一种天气阴沉，寒冷、细雨绵绵的状态，这让很多出来初来乍到的巴西人很不适应，最终选择了离开。”正因为具有过度自由的天性，巴西人对逆境的承受力有限，2014年的半决赛败给德国就是明证。“巴西队球员多次在场上流泪。1/8决赛与智利队一战，经过点球大战险胜后，许多巴西球员相拥而泣，老将塞萨尔在接受采访时也流下眼泪。然而，巴西球员的这些眼泪在一些人看来，却是他们心理压力过大导致过于脆弱的表现。巴西队1970年世界杯冠军队长阿尔贝托就批评说：‘现在的这支巴西队在唱国歌时哭，在受到打击时哭，在罚点球时也哭！加油啊，别哭了！哭够了！’”巴西足球是一支习惯于给别的球队带来眼泪的球队，如今的巴西队反倒让自己以及拥护自己的人成为泪人。古特曼认为：“赢的欲望滋生了无数种精神紊乱。这就是精神专家阿诺德·贝尔塞（Arnold Beisser）所说的‘体育癫狂症’（Madnessin Sports）。”当巴西足球一时走向没落的时候，其女性化的特征更为鲜明。

德国足球在2014年的再度崛起说明了很多问题，人们可以再度认识铁血足球动人心魄的审美价值，它也再度说明，钢铁意志、铁血精神与理性主义相融合的足球并未失去效力。在全世界足球的范畴内，英格兰足球的铁血性堪与德国足球相提并论，《足球俱乐部》所刊文章就极为认可利物浦队犀利大气的球风。“英格兰足坛的‘荣誉之王’。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跨海作战’中‘红军’一直是令欧洲大陆各大俱乐部恐怖的‘霸权势力’。它也是有勇气尝试对传统‘英式足球’进行改良的先行者之一，洗练、简明的特点非常突出，而且融入了一些技术流的优长。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当年海瑟尔惨案（编者注：1985年5月2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瑟尔体育场，利物浦队与尤文图斯队进行欧洲冠军杯决赛前，意大利与英格兰球迷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发生，‘红军’的辉煌会一直持续下去，‘红魔’的辉煌将被推迟很多年。”

意外事件对利物浦的打击形成的伤害一直延续到现在，民间人士的认识也大体停留在这一层次，并用戏谑性的语汇阐释了其中的缘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利物浦，独霸英伦，横扫欧洲，所向披靡。他们高高在上，无人能望其项背，也几乎没有球队能找到击败他们的方法。于是上帝出马了。他老人家伸了伸手比了两个数字：39、96（编者注：海瑟尔惨案中39人遇难，1989年希尔斯堡惨案中96人遇难），人群乱了，看台塌了，两次惨案带走了135个生命，也带走了利物浦的辉煌和英格兰的美好时光。”英格兰足球的铁血精神在场内场外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以德国和英格兰足球为代表的硬派足球作风恰是大海航时代的无畏的探险情结在足球界的延续，他们共同构成了硬派足球的刚性的维度。

4 结语

这里有必要重新认识足球赛事的顶端设计问题。足球是欧洲人的体育圣经。现代足球竞技源于英格兰，属于欧洲逻各斯主义设计理念支配下的产物，其合理性已经得到世界公认。以世界杯、欧洲杯以及欧洲冠军杯为代表的赛事设计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示范性，世界各地的其他足球赛事皆有模仿欧洲顶级赛事的影子。世界杯、欧洲杯和欧冠赛制的设计秉承的是经典逻各斯主义的精神，它构成了足球的法制精神和自由主义内蕴。足球的另一种品质则为大航海时代所赋予，它承载着欧洲航海家的好奇心和无畏的探索品格。足球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后，又重新回归到一种模块化战术的新理性主义的轨道。大数据时代的足球已然超越了经典逻各斯主义的原始形态，并引领着的未来方向。逻各斯主义奠定了足球的法制精神，大航海时代带给了足球国民性的差异，而大数据时代则为足球的大同化再度铺设了轨道。在大数据对足球风格的差异性实现规范性统摄的同时，足球中的国民性带给足坛更多的流派、风格的差异之美。

*文章原刊于《体育与科学》2015年第1期，限于篇幅，文章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