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襄阳市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扼守汉水中游。境内文化遗址众多，享有“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称“襄阳”一名最早出现在西汉初期，官定取名“襄阳县”。

韩国的襄阳郡依海而居，位于关东地区三八线南侧的江原道东北部，属于江原道下辖的行政区。六百多年前的公元1397年，朝鲜半岛新罗国翼岭县改升为襄阳府，二十年后又被改为襄阳郡。

从地理位置来看，两个“襄阳”，边儿都挨不上。但稍稍对比两地情况，就能发现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韩国襄阳郡不仅在布局上和襄阳城极为相似，更有着汉江、岘山、鹿门寺、太平楼等山水风景和建筑物。以上这些地标和建筑，翻开中国襄阳市的地图，定是一找一个准。

除此之外，两地还存在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风俗，恍如从一个模子中刻出的“双胞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韩两地的“襄阳”为何如此之像，究其原因还要从一场700年前的战争说起——襄阳之战。宋理宗绍定四年（公元1231），蒙古骑兵发起了对高丽王朝的征讨。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蒙军攻克高丽四十余城，并在安北城外击溃高丽三军，包围高丽国都开京。最后以高丽向蒙古投降并称臣，无奈地成为了其附属国。

但王丽王朝一大部分不愿意向蒙古称臣的人，躲进了山城和海岛，他们以“防护别监”，组成“三别抄”军（高丽反蒙古的一支特殊部队），以守城战和游击战的形式坚持抵抗。

在别抄军的带领下，高丽从公元1232年至公元1260年，二十八年中，与蒙军大规模的交战总共五次，史称“第二至六次蒙丽战争”。也就是在公元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时，忽必烈继位于开平府，建元中统，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蒙丽战争才告一段落。

元世祖虽然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对高丽的控制，而且以三别抄为首的反蒙势力则依旧坚持抵抗蒙古。公元1270—1273年，元军对高丽发起了第七次大规模的战争。

在高丽对抗蒙元的这几十年中，南宋为了对抗蒙元也可谓呕心沥血。沿着长江中下游设立了三大战区，而在位于中游的荆湖地区，建立了一个以襄阳为首的防御体系。

可惜，蒙古铁蹄侵入中原的野心从没动摇。从公元1268到1273年间，蒙元军队对南宋襄阳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猛烈围攻。

虽然宋军巧妙地应用了地形优势，苦战元军五年。然而元军找到了阿拉伯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攻下了樊城。公元1273年，为了换取襄阳全城的军民性命，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很快，南宋覆灭，立国三百余年的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同年，元军与高丽仆从军先后攻克了三别抄的据点珍岛、耽罗岛。至此，持续四十余年的蒙丽战争宣告结束，高丽也彻底沦为元朝的一个行省和宗藩国。高丽国王为了稳固权势，主动依附元朝，高丽王国和元朝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十年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东征日本，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省，高丽国王任征东行省省丞，专门负责管理高丽和征伐日本之事。一时间，高丽各重镇及要塞地区被派驻大量军队，其中的主力军便是那支曾镇守襄阳城六年的宋军。

据文献记载，公元1273年襄阳开城门投降元朝后，这支宋军被迫从襄阳北上，路途苦寒，极为艰辛。当他们抵达大都（今北京）后，被免去了死罪，被元朝重新编组，称为新附军。

此次东征日本，新附军成为了主力军。因为高丽连年的战争使男丁大为减少，元朝还按照每人四匹绢的价格为这些士兵在高丽买妻。虽然后来东征日本不成功，元朝在高丽也裁撤了许多军队，可早已经在此娶妻生子的新附军将士们，都选择留在了高丽。

这些曾坚守襄阳的汉人来到高丽后，也就成为宗主国的驻军。新附军们摆脱了“囚犯”的卑微身份，获得了一定权力和尊严。但身处异乡，独望明月之际，当他们发现此地的山形水势、自然风光和襄阳非常相似，就把襄阳的地名、习俗、节日都搬到了高丽。

从那以后，高丽的这块地方就改叫襄阳，也就是现在韩国的襄阳郡。形成数百年后两地“地同名，民同俗”的“奇观”。

韩国的襄阳郡对外宣传材料上曾说：“襄阳，本是中国湖北省汉水沿岸的一个小城之名，它的美丽自然景色和地理环境、人们的禀性、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态度和士大夫精神、习俗等都和我们襄阳相似。”

襄阳市和襄阳郡的奇妙缘分，就像一面镜子映射着中韩两国的文化联结。